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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民法庭(iudiciocivile)建立于1502年10月至11月之间,由平民的法律家组成,与军事法庭相对待,而不是与刑事法庭相对待的民事法庭。这样一类的方法,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澳门赌钱网站大全彩金[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澳门赌钱网站大全彩金现在谈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unaastuziafortuAnata)。我认为,取得这种君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权(principato),就是自主权(libertà),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licenzia)。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父亲这一辈人当中还记得它是怎样发生的。先前波洛尼亚的君主梅塞尔·安尼巴莱·本蒂沃利[2],即当今的梅塞尔·安尼巴莱的祖父,是被坎尼斯基家族搞阴谋杀害的,当时除尚在幼龄的梅塞尔·焦万尼[3]外,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个人幸存。可是在他被杀死之后,人民立即起来把坎尼斯基家族全部杀死了。这是由于当时本蒂沃利家族在波洛尼亚获得人民的好感是非常有力的。虽然在安尼巴莱死后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一个也没有残存下来,可是当波洛尼亚的人们听说,在佛罗伦萨有一个过去一直被人当作铁匠的儿子、其实是本蒂沃利家族的后裔,他们就到佛罗伦萨迎接他,并且把这个城市的政府交给他。这个城市就由这个人统治,直到梅塞尔·焦万尼长大能够亲政为止。

这样一来,他在保有这个王国的一年中,不但在费尔莫这个城市之内安全不过,而且使所有的邻国都害怕他。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过的,当切萨雷·博尔贾在西尼加利亚征服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人们的时候,如果奥利韦罗托没有上博尔贾的当,他的灭亡就会象阿加托克雷的灭亡一样困难了。因此,在奥利韦罗托杀亲以后一年,他本人以及他在善恶方面拜作老师的维泰洛佐一道被绞死了。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加托克雷和某些象他一类的人们,为人无限奸诈、残暴,后来却能够长时期地在他们本国安全地生活下去,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的侵害,而且他本国的公民也从没有阴谋反对他们;而与此相反,其他许多人,依靠残暴的方法,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够保有他们的国家。至于在胜败未卜的战争时期内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妥善地使用或者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使然。如果可以把坏事称为好事的话,妥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安全的必要,可以偶而使用残暴手段,除非它能为臣民谋利益,其后决不再使用。恶劣地使用的意思就是说,尽管开始使用残暴手段是寥寥可数的,可是其后与时俱增,而不是日渐减少。采取上述第一种办法的人们,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由于神与人的帮助,对于他们的地位会获得某种补益,而采取另一种办法的人们却不可能自保。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为人所轻。第一件是出身卑贱:他曾经在特拉恰(Tracia)牧羊(此事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另一件是,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却叫他的行政官,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的;可是,为着能够进行战争,后来他就不考虑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进行了许多场战争,而没有向属民征收特别的赋税,就是因为他依靠长时期节约之所得,供他的额外支出。当代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这样多的鸿图伟业了。澳门赌钱网站大全彩金再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赞助而赢得新国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赞助他的人这样做的;如果这不是由于对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难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要满足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鉴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赢得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因此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们作为朋友,比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赞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是远为容易的!

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6]1502年10月9日在意大利佩鲁贾附近的小村庄马焦内那里举行会议。由奥尔西尼家族、波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以及其他受到切萨雷·博尔贾的野心威胁的势力,结成了反博尔贾联盟。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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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00年马基雅维里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有机会同罗阿诺枢机主教(cardinalediRoano)晤谈。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澳门赌钱网站大全彩金君主们,特别是新君主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他们国家肇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们比在开始时他们信赖的人们更加忠诚,更加有用。潘多尔福·佩特鲁奇这位西耶纳的君主[3]治国,使用他过去怀疑的人比使用别的人来得多。但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够概而言之,因为这件事情按照具体情况而异。我要说的只是,那些在一个国家肇始的时候是敌对的人们,如果他们是需要获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们,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赢得他们;而且由于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对他们的坏印象,他们更加不得不竭志尽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利益,常常比从另一些人那里得来的多,因为后一种人抱着过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从而对君主的事情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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