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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杨万里和晚唐诗。他说自己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第三、杨万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祇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亚洲十大正规赌博文同(一○一八~一○七九)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潼人,有“丹渊集”。他跟苏轼是表亲,又是好朋友,所以批评家常把他作为苏轼的附庸。其实他比苏轼大十八岁,中进士就早八年,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那种朴质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他有一首“问景逊借梅圣俞诗卷”诗,可以看出他的趋向:“我方嗜此学,常恨失所趋;愿子少假之,使之识夷途。

亚洲十大正规赌博前人筑城官已高,後人下车来开壕,画图先至中书省,诸公聚看称贤劳。壕深数丈周十里,役兵大半化为鬼;传闻又起旁县夫,凿教四面皆成水。何时此地不为边,使我地脉重相连?初失清河日,骎骎遂逼人。余生偷岁月,无地避风尘。精锐看诸将,谟谋仰大臣。忄耎夫忧国泪,欲忍已沾巾。积阴为患恐沈绵,革去方惊造化权。天放旧光还日月,地将浓秀与山川。泥途渐少车声活,林薄初干果味全。寄语残云好知足,莫依河汉更油然。

黄茅惨惨天欲雨,老乌查查路幽阻。田家止予且勿行,前有南山白额虎;一母三足其名彪,两子从之力俱武;西邻昨暮樵不归,欲觅残骸无处所。日未昏黑深掩关,毛发骂竖心悲酸,客子岂知行路难!打门声急谁氏子,束蕴乞火霜风寒;劝渠且宿不敢住,袒而示我催租瘢。呜呼!李广不生周处死,负子渡河何日是!旱田气逢六月尾,天公为叱群龙起;连宵作雨知丰年,老妻饱饭儿童喜。向来辛苦躬锄荒,剜肌不补眼不疮;先输官仓足兵食,馀粟尚可瓶中藏。边头将军耀威武,捷书夜报擒龙虎;近报杀退龙虎大王。便令壮士挽天河,不使腥⺶亶汙后土。咸池洗日当青天,汉家自有中兴年;大臣鼻息如雷吼,玉帐无忧方熟眠!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字履善,一字宋瑞,自号文山,吉水人,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後录”、“吟啸集”。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成前後两期。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的“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他在这一个时期里的各种遭遇和情绪都纪载在“指南录”、“吟啸集”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亚洲十大正规赌博五月不雨至六月,河流一尺青泥浑。舟人击鼓挽舟去,牛头刺地挽不行。我舟系岸已七日,疑与绿树同生根。忽惊黑云涌西北,风号万窍秋涛奔;截断雨脚不到地,半夜霹雳空杀人!须臾云破见星斗,老农叹息如街冤。高田已槁下田瘐,我为滞客何足言!

前帆风饱江天阔,後帆半出疏林阙。後帆招手呼前帆,画鼓轻敲总催发。前帆雪浪惊飞湍,後帆舵尾披银山。前帆渐缓後帆急,相傍俱人芦花滩。岛屿潆洄断还续,沙尾夕阳明属玉;望中醉眼昏欲花?误作闲窗小横轴。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由叶适极力提倡,而在“四灵”的作品里充分表现,潘和叶也是永嘉人。叶适认为:“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杜甫强作近体……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今人皆不能到……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朱熹批评过叶适,说他“谎话只是杜撰”,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他说杜甫“强作近体”那一段话,正所谓“只是杜撰”;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潘阆、魏野等的诗,正所谓“只是小”。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潘阆、魏野所承袭的──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狭隘得多,主要指姚合和贾岛,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就是赵师秀所选“二妙集”里的“二妙”。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欢,犹及清明可到家。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

园花落尽路花开,白白红红各自媒。莫问早行奇绝处,四方八面野香来。柳子祠前春已残,新晴特地却春寒。疏篱不与花为护,只为蛛丝作网竿。一晴一雨路干湿,半淡半浓山叠重;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秧疏处有人踪。陆游虽然拜曾几为师,但是诗格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的朋友早已指出他“不嗣江西”这一点。杨万里和范成大的诗里保留的江西派作风的痕迹都比他的诗里来得多。在唐代诗人里,白居易对他也有极大的启发,当然还有杜甫,一般宋人尊而不亲的李白常常是他的七言古诗的楷模。苏舜钦(一○○八~一○四八)字子美,开封人,有“苏学士文集”。他跟梅尧臣齐名,创作的目标也大致相同。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词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这是值得提起的一点,虽然这里没有选他那些诗。南宋初年,任渊注解了“山谷内集”;南宋中叶,史容注了“外集”,史季温注了“别集”,都赶不上任渊的精博。此外,陈逢寅也作了“山谷诗注”,任骥和邓公立又分别注了“外集”,可惜这三家的注本没有流传。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麽埋伏著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例如任渊满以为把“和答钱穆父讠永猩猩毛笔”的出典注明白了,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古人陈言”。甚至黄庭坚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记错了些字句,他的崇拜者也以为他把白铁点成黄金,“可为作诗之法”,替他加上了一个“谪居黔南”的题目,编入他的诗集里。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吟”。他是位理论家,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严格的把盛唐诗和晚唐诗区分,用“禅道”来说诗,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了所谓“神韵派”,那就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他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像诗集一样,有人笺注,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亚洲十大正规赌博伛偻溪头白发翁,暮年心事一枝筇。山衔落日青横野,鸦起平沙黑蔽空。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东山”“七月”犹关念,未忍浮沉酒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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